从枇杷山正街往两路口前行，这长长一条小街，过去有博物馆和图书馆让人勾留。自两馆搬离此地之后，已多年不曾光顾。再来，才发现，这条古代出城的要道，已被现代建筑逼成少有人知晓的背街。长江就在山下，被工业文明糟蹋成一股巨大浊流，我们再也看不到王安石“千里澄江似练”的长江了。
只有远处的鹅岭葱笼如旧。
古代交通以水路为主，所以巴人有“一出夔门天地宽”之叹。他们要在码头跪接圣旨，朝天门便是城市的门户，鹅岭只是后山。虽说是后山，但它是老城的制高点，千年万代地站在那里俯瞰全城，山形地貌都没有遭受当下地产开发的摧残。虽然近年有数不清的高楼无节制地生长，连伟岸的解放碑都被挤压成一根牙签，却没有什么建筑能够高过鹅岭。
晚清，云南人李湛阳、李龢阳兄弟将鹅岭辟为礼园。民国26年重庆人向楚主编的《巴县志》对此亦有记载：礼园“居鹅岭高处，占两江之胜”。所谓“胜”，在这里是好地方的意思。鹅岭作为形胜之地被圈禁，只有清末到民国这短暂的几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几十年只能算一瞬。1949年之后，鹅岭从私园又变成了公园。国人向来有登高的雅好。那时，踌躇满志的胜利者在这里俯瞰两河，指点江山；企盼安宁生活的平民百姓，来这里踏青，秋天赏菊，冬天看梅。小孩子目力好，也要在这里看大雁飞越鹅岭，看白鹭早晨在长江觅食、晚上在嘉陵江下蛋。
登高的雅好，可以追溯到汉魏以远。帝王登高，是要在掌握实权之后还要体会君临天下的形式感，所以爬个泰山都要搞得声势浩大；科场得意的士人，自然是要借登临表达兼济天下的理想；最不济的落第文人，也要把登临变成一种境界，高台抒怀，唱李白的“弃我去者”、“乱我心者”。所以历朝历代，登临之诗，佳作迭出。王之涣、陈子昂这些诗坛大佬的登临诗，更是振聋发瞆，让古代的文学青年自卑、现代的文学青年仰望。这些登临诗，自古以来人人唱而和之，于是任何城市，皆会择一处高地，以满足人们登高遣怀的心理需要。
更早的时候，重庆还是巴国，土著都蹲蛮子洞，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在高山大河之间讨生活，成就了旷达、慷慨、耿直而不惜命的性格，所以产生个把割头换地的将军，一点都不稀奇。公元前三百多年，当那个车裂商鞅、败楚灭蜀、为后来的秦王赢政扫灭六国打下基础的秦惠文王，派长袖善舞、纵横捭阖的张仪来此筑城、命名“江州”之时，无远弗届的华夏文明推开了夔门。于是，重庆这座城市，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更换名称：江州、巴郡、巴县、渝州、重庆府、重庆路，甚至在南齐永明五年，还被叫做垫江。巴人开始读书习礼，像中原士人那峨冠博带、宽袍大袖，在通远门和朝天门之间弹琴赋诗，在千厮门和望龙门码头把货物买进卖出。
林木参天，虎豹横行的鹅岭，还只是一个狩猎的场地。
夏季洪水泛滥，大河凶险，水路就不是惟一的通衢。那些进宫朝觐的官员、怀揣调令的迁客、押货的镖客以及仗剑出行的游侠，取道旱路，从浮图关出城，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这个“环带两江，控巴城之咽喉”的关隘，如果不是鹅岭伸出去那不到一公里宽的山脊横插一杠，山岳不让河流地屹立于此，两条大河就差点在这里交汇，重庆的地形图就要重新绘制。这个地方，《巴县志》里记为“鹅项岭”，后被当地人讹称为“鹅项颈”。
话又说回来，这个“山脊修耸，不绝如线”的地形，到底是山岳不让河流，还是河流袭夺山岳，只有天晓得。
那时，长江上游叫汶江，嘉陵江叫巴江。《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刘备白帝城托孤，刘禅继位，原本统兵白帝城的李严，被调到重庆“屯（兵）江州，修大城”。冷兵器时代，城门一关，便可来者无犯，如果是一座孤岛，更是插翅难入。于是“都护李严更（改建）城，大城周回十六里，欲穿后山自汶江通水入巴江，使城为洲，以求五郡置巴州。丞相诸葛亮不许。”
孤岛的战略意义当然可以像后来的钓鱼城居民那样，在元朝过宋代的生活。然而，精通六壬之术的诸葛丞相掐指一算，便知将来：抗日战争，倭寇走不通水道、陆路，将从天上来犯。长城、孤岛这些防御工事，对于后世战争将毫无意义。于是，丞相一句“不许”，李严才没成为愚公，鹅岭与浮图关才得以肢体相连。
游侠与行商弃水道走旱路时，大都行色匆匆飘过鹅岭。但是即将远行的迁客骚人却会在这里停留。他们像后来的秦观那样“独携三尺琴，笑别妻与孥”，然后登上鹅岭，揖别友人和兄弟，用一杯薄酒以壮行色。有人手挥五弦，唱“渭城朝雨浥轻尘”。通往长安的大道就在脚下，云横秦岭的险阻尚在远方，“雪拥蓝关马不前”的恐惧，已经让人胆寒。旅人将身影留在鹅岭，将家园的记忆嵌入心底：云山万里，归期难定，故乡的良辰美景，说不定就在他的生命里永远虚设了。
然后他们翻身上马，踏踏的蹄音没入烟霞苍茫的浮图关。走出此地，便满眼荒塍野岸、寂无人烟。山那边的白市驿，在日暮的尽头等他去投宿。
而那些落第的书生、谪守巴郡的迁客，当他们仕途无望，报国无门而孤愤难遣的时候，除了选择登高抒怀，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发泄方式。那时没有论坛可以灌水，没有微博可发牢骚，也不能在微信里求点赞，只能在落日楼头，断鸿声里，登高一望，把两江亭的欄干拍遍，甚至把欄干拍断。
重庆这个两江挟持雾气沉沉的地方，向来不是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它远离中原，地处山野，却又因山川壮丽、气候温润而消解了过多的肃杀之气。水里有鱼蟹，山间有野味，人物也出落得丰神秀美。所以，很有可能，优雅的文人、冶游的恶少，都会在风和日丽的仲春、金气正旺的秋日，带着俊美的优伶，在天高云淡的鹅岭，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 然而，鹅岭这种可以让两江奔来眼底的地方，抱铜琵铁琶唱“大江东去”，似乎与山川形胜更为贴切，它的豪放粗犷比杨柳岸晓风残月的细腻泛漫或许更与巴人性格相合。不过，无论是中原正声还是淫佚泛艳的靡靡之音，都在一朝一代的风雨中，浇灌了这片城市的高地。
及至晚唐，官僚士大夫开始征歌买舞，聚众冶游，再现南唐巨宦韩熙载家夜夜笙歌的《韩熙载夜宴图》就是证据。这样的风习延续到近代，才有李氏家族在这里筑石屋、修绳桥，建回廊、造飞阁，把个虎啸龙吟的鹅岭改造成了婉约低回的苏州园林。历任园主皆乐于邀集各路名流雅集于此作长夜饮。用近代诗人陈去病《五石脂》里的“佳辰月夕，画船萧鼓，浅酌低唱，此乐最不能忘”来形容鹅岭当时的热闹，甚是恰当。
历史的风雨就这样一年一年吹拂着鹅岭，送走一拨又一拨过客。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才踏入这里。我来得太晚了，晚得连鹅岭都变成了红岭、伟大的林副统帅都坠机而亡了。但是，这片园子对于重庆却如此重要，即便文革这样的乱世，也有军队把守，闲人免进。而我就读的中学与关闭的公园相邻，于是常常翻墙而入，无意中成就了我历史性的登临。可惜那时我们沉沦在“读书无用论”的泥沼里，更没有读过登临诗。虽然年少轻狂，置身高台，看见欄干都不晓得拍。
所以在我十五六岁的时候，虽然一再地登临鹅岭，本该手挥五弦、目送归鸿地优雅一把，却让历史的沙尘暴弄得满面尘灰。
又过了几年，中国大陆1949年以来第一个民间个人画展在鹅岭开办。在这个划时代的行为艺术中，那个跟我一样来得太晚的青年在这里演说，语无伦次地表达他的思想，激荡、狂热、天真、盲目。我混迹在人群中，犹豫着不知道该崇拜他呢还是鄙视他？
等我终于读到史上那些激荡胸膺的登临诗时，封冻的台海两岸开始交往了。我那隔绝三十余年无消息的叔父回来寻亲。或许，在他求学的时候也曾背着书包登临过鹅岭？而他们那个读书有用的时代，童蒙时期诵读的那些开启心智的登临佳作、青壮时期在海峡那边的安宁生活，使他出落成一个俊朗儒雅的老兵。
叔父自然要去鹅岭怀旧。
只是，两江亭已从摇摇欲坠的木楼改建成坚固而难看的水泥建筑，像一把匕首插在鹅岭的头上。作为一名退伍老兵，当年在“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感召下从军，本欲沙场建功，却跟着军队撤退到了台湾。当他重返儿时嘻游过的园子时，已年过花甲。叔父虽然登楼，手中却没有吴钩，登临之意，真真是无人会意了。
“旧江山浑是新愁”呀！叔父老泪纵横，把欄干拍遍，把南宋词人刘后村的《唐多令》一字不漏地背了一遍。后村词曰，“二十年重过南楼”。其实我与鹅岭相离得更远，三十年后才来重游。在这个落英缤纷的初夏，我们一大群人，纵然再现了孟浩然诗“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的情景，但是，经过三十年时间的磨洗，当年的轻狂、自负、以及目空一切，皆荡然无存。
八百年前，刘后村在武昌黄鹄山登南楼时说：“欲饮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我也是这样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