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是党中央派驻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代表机关。由于国民党当局不允许我党组织公开活动，所以南方局是秘密的。
在恶劣艰险的政治环境中，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吴玉章、王若飞、邓颖超等领导同志坚定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领导整个南方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那些可歌可泣的岁月里，南方局机关里，有一位鲜为人知的重庆人“女房东”……
一，一文钱未收的“租约”，南方局在大轰炸中迁址
举世闻名的红岩村，原名红岩嘴，座落在重庆西面10华里左右的嘉陵江南崖坡上。因地质为侏罗纪红色页岩组成、地形酷似伸向江边的山嘴而得名。1945年8月至10月，毛泽东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就在这里下榻。
1939年初，陪都重庆的天空阴霾密布，冷风砭骨。
猛然，凄厉的警报声拔地而起，人们四下奔逃。拖儿带女的，携家带眷的，抱头鼠窜的，惨烈呼叫的……大地在颤栗，城市在呻吟。
呼啸的炸弹狂雨般落下，机枪声就像是出殡的鞭炮，震得人耳鼓发麻。鲜血和死亡很快笼罩了山城。
就在这日本的大轰炸中，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在重庆成立了，原在城内的住房不敷使用，敌机时常威胁又很不安全。周恩来到重庆后立即指示，一定要在市郊相对安全、隐蔽的地方寻觅新址，自己修建办公住房，将南方局机关和八路军办事处迁入。
当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从重庆市的棉花街、机房街迁到郊区时，八路军办事处副主任周怡和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看中了一处地点——大有农场。此地隐蔽在万绿丛中，有红岩嘴作掩护，日机不容易空袭，而且交通方便，距市区仅有10华里。
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周怡和廖志高找到了大有农场的主人饶国模。
饶国模1895年生于大足县云路乡，后改为国梁乡，是饶国梁的妹妹，饶国梁是著名的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她本人是一位女权运动的追求者。她16岁时便离开封建家庭到成都益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接受新思潮的洗礼，以后与一刘性男子自由恋爱结婚，在有了第三个子女后，丈夫染上旧官场恶习纳妾，夫妻感情破裂分居。三十年代初，适逢四川军阀政府发动私人投资开垦重庆郊区的荒地，饶国模将多年积蓄取出，买了化龙桥附近200多亩荒山，创办了大有农场。1937年冬天，她干脆卖掉了在重庆市区的住房，带着三个孩子离开了无情的丈夫和喧嚣的闹市，搬进了大有农场。
有趣的是，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迁入大有农场的牵线人，正是饶国模的儿子刘参化和刘圣化，他们此时都已经是地下党员。本来就对共产党有好感的饶国模，将此重任应允下来。为了掩外界耳目，她煞有介事地与八路军办事处签了一纸“租约”。只是在租借的8年间，她不但没有收过一分钱的租金，反而将自己绝大部分家资都拿出来资助了党的工作。
是年春，由办事处出资3000元，饶国模立即划出房屋基地，并四处出面购买建筑材料，从大足家乡雇来工匠，还掏腰包付了建筑费用，八路军办事处很快就修建好了。她还把自己的一幢瓦房和一幢草房让出来，拿给办事处的同志办公和住宿，从那时起，“革命房东”的名号便在私下里叫开了。
1939年5月3日和4日是，日机连续对重庆进行了狂轰滥炸，八路军办事处机房街旧址和棉花街宿舍都被炸被烧，幸好周恩来等同志事先住进了大有农场，否则将会在劫难逃。办事处连夜迁进了红岩嘴，此时，办公大楼尚未建好，饶国模又让出两处农场工人住的平房，她自己住的一楼和三楼，并亲自下厨，为同志们烧水煮饭，采买打杂，办事处的每一位同志都感受到了这位女房东的温暖。
二，龙潭虎穴，夏衍照样说下去……
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中央南方局设在红岩嘴后，国民党反动派恨之入骨。
一天，饶国模正在安排为办事处同志改善伙食、打打“牙祭”，几个特务探头探脑地撞了进来，为首的一个戴着礼帽，有意亮出腰上的家伙，凶神恶煞地问：“为啥子要把房子让给那些八路军住？”
饶国模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租约”，不慌不忙地说：“啷个嘛，人家给了租金的噻，我就可以租出去嘛，你们不是说团结抗日么？”
几个特务无言以对，只得灰溜溜地离开了。
但是，从此以后，国民党顽固派的特务就把红岩嘴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剌，意欲拔之而后快。他们在化龙桥附近布满特务和爪牙，形成严密的包围监视网。红岩村经化龙桥到曾家岩周公馆大约10华里的范围内，布置了大约近百名特务，他们掩藏在沿途的一些公开单位里，专门从事一些监视、钉梢的黑勾当。在曾家岩周公馆的旁边，还专门开了一家小茶馆，特务们日夜隐藏在里面，时刻监视进出在周公馆的客人。
在红岩村的主楼和后面招待所的背后，还有一大群特务隐藏在山坡上的中国农民银行和康心之公馆内。连山沟内的国民参政会城外办事处楼房内，也有专职特务从事监视工作。
一个高个子的假病人，假装在这里散步疗养，呼吸新鲜空气。
对面山坡上隐藏的特务，时时用望远镜对八路军办事处进行窥探。监视每一个进出的人员，然后进行跟踪、盯梢、进而秘密逮捕。很多人就这样莫明其妙地被扔进了白公馆、渣滓洞，无声无息地消失。
饶国模就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坚持为我党工作和提供帮助。
她每天为八路军办事处和南方局的同志们买粮买煤、担水做饭。特务在附近的井里放了毒药，饶国模就带领大有农场的工人们在山上找水掘井，还亲自带领工人们到几里外的嘉陵江边挑水，这么大的一条江，你特务总不至于也去放毒吧。
在去南方局的路上，有一棵树被人称为“阴阳树”，何谓阴阳树？原来，这里有一条岔路，一是通往南方局的，一是通往特务盘踞的旧国民参政会宿舍。我们的同志，常常在这里走错，结果是误入虎狼窝。
饶国模得知此情况后，天天着急得难以入睡。她特意安排了一个阿庆嫂似的人物黄大娘在这里假装摆了个烟摊，搭个小棚棚，卖点瓜子、茶水之类，与国民党特务周旋，借机给同志们指路，在特务来了，也好报个信。这个方法救了不少同志。
1942年，夏衍同志从香港来到重庆，周恩来在底楼“救亡室”安排了一个会议，要夏衍向办事处工作人员作党在香港文化界的工作报告。那时，八路军办事处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实则是一个单位，不同的是，八路军办事处是公开的单位，而南方局是秘密的。
周恩来同志亲自主持了这个会议，报告正进行间，突然大门传达室的朱友学匆匆报告说：饶国模发来信号，特务进来了，果真，有两个横跨着驳壳枪的特务神气活现地闯了进来，他们头戴钢盔，脚穿大头皮鞋，气势不可一时。
“会议是否停开？”朱友学问。
“不！”周恩来同志有力地挥了一下手臂。说道：“会议照样进行，夏衍照常说下去……”
原来，两个宪兵特务发现办事处有异，借口来检查电台，想探个究竟。办事处的电台设在底楼会计室对门房间内，但不工作，是专门给特务看的。真的电台则设在三楼一间隐蔽的小房间内。宪兵特务在底楼电台门外望了望，没有发现什么破绽，也没有任何动静，会议照样大大方方地开下去，夏衍照样侃侃而谈……
三，她将小龙坎福元寺的产业拨出一块地作为墓地，在那里先后埋葬了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以及吴志坚、李少石、黄文杰等12位同志及两个小孩。
随着南方局和办事处工作的不断拓展，人员也越来越多。后勤工作量很大。
来往于延安和南方各地的干部要在办事处住宿和学习，有时还要办党的干部培训班，这就需要有个招待所。
有的同志在工作中结成伉俪，有的女同志生了孩子，外地来重庆的同志有的还带有孩子，为了他们能安心工作，没有后顾之忧，亟需有新房、托儿所。
有的同志生了病，需要有病房疗养，还需要球场锻炼身体，需要养鸡场、菜地、印刷厂、墓地……
饶国模以主妇姿态，全部包下来了。她把在红岩的房屋全部让出来，给八路军办事处和南方局无偿使用。办起了招待所、托儿所，把场院划作球场，把农场拨给办事处做菜地，把距离红岩20多里远的高峰寺果园办成疗养所，一部分房屋作为印刷厂。
秋阳高照，金风送爽，农场的水果熟透了，飘出诱人的香味，饶国模和大有农场的工友们一起，摘下汁浓味甜的硕果，送约托儿所和南方局、办事处的同志们尝鲜。
逢年过节，她都要备下好酒好菜，糖果瓜点，邀请同志们到她家作客，一起品茶赏月，吟诗唱和，好不高兴怡然。
同志们都激动地说：“刘老太太人太好了（那时人们都袭夫姓称她为刘老太太），真是比我们的亲人还要亲，我们的生老病亡她都管到了呀！”
1945年，饶国模为八路军办事处和南方局修建了第二幢楼房，楼房落成之时，适逢毛主席来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这第二幢楼房二楼为宿舍，一楼做礼堂兼饭厅，毛主席就住在红岩嘴，晚上，就在这新楼的礼堂内开了迎接毛主席的文艺晚会，恰恰是这幢楼房的第一次使用。
毛主席知道了八路军办事和南方局与饶国模的关系后，高兴地说：“刘老太太与我们如此的亲密无间，给了我们这么大的资助，太难能可贵了，我们应该很好地感谢她。”
随即，毛主席不顾工作繁忙，专门在红岩嘴办事处请饶国模共进午餐，以示谢意。
1941年皖南事变后，南方局与延安的联系受阻，经费发生严重困难。饶中模心中十分着急，到处找人借钱，找亲戚朋友贷款，日夜奔波，加上自己手头的钱，不论大钞小钞，一律用麻袋装上，偕儿子一起从市区扛回红岩嘴，交给南方局的同志们使用，她还同时带来了许多御寒衣物，资助同志们去解放区的路费。
那时，办事处时时处在特务和军警的严密控制之下，饶国模关心着同志们的安全，地下党同志有时不便去办事处联系工作，饶国模就先把他们带到家中，以她亲友的名义作掩护，安排妥食宿后，再派人到办事处联系，约定好见面时间和地点后，再联系工作；有时候，干脆就把她的家当作接头地点，直接在家中见面，实际上，她的家已经变成了党的接头联络站。
八年抗战胜利后，八路军办事处和南方局陆续安全撤走，当同志们离开重庆去南京时，都依依惜别。董必武同志特此赋诗一首：“八载成功大后方，红岩托足少栖惶，居停雅有园林兴，款客栽花种竹忙。”诗后的题跋这样写道：
“倭寇侵逼，国府西迁，重庆襟江背岭，成为战时首都。远地来人云集潮涌，吾辈初至此邦，几难措足。饶国模女士，豪爽好客，渝郊红岩经营农场，欣然延纳，结庐其间，忽忽八年矣。当胜利还都，赠一绝致谢。”
八路军办事处和南方局走后，饶国模依然与我党保持了密切联系，她把原大有农场的一部分房屋，借给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作为育才中学的办事处。又把原办事处的房屋拿出来，办起了一所“红岩小学”，自任董事长，以免遭到反动派特务们的破坏。
在这里，她又掩护和安置了许多地下党的同志，特务因此加紧了对她的防范和监视，饶国模为了对付那些卑鄙的狗特务，特地养了一只狼狗，取名为“马歇儿”，与美国驻华大使同名，只要有外人走近，他就狂吠不已。
四，永久的遗憾
饶国模从一位开明绅士、爱国知识妇女，发展到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走过的道路是曲折艰难的。
解放后，她把红岩家产全部献给了国家。1950年，周恩来邀请她到北京去，特地在西华厅设宴招待她，许多曾在红岩工作过的同志们，都过来与她欢聚一堂，举杯祝贺。周恩来在席间根据刘参化同志提供的情况，为饶国模加入党组织干杯。但是，她低头不语，脸上掠过了痛苦的表情。…………
难道她不是共产党员？
1960年，饶国模病重住在北京医院，因脑溢血进而导致瘫痪。弥留之际，她老泪纵横地谈到了自己的党籍问题，愧对周恩来的祝贺，并带着这个永久的遗憾离别了人世……
新中国诞生后，党和人民给了她很高的荣誉，她先后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重庆市人民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但是，饶国模的党籍一直是个迷。
1981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钱之光、童小鹏等4人合写的文章《八载成功大后方 红岩托足少栖惶——怀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饶国梁之妹饶国模同志》，文中谈及饶国模在1948年党组织处于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刻，她向党组织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宏愿，但因故未能实现。这篇文章曾引起了当年在红岩工作过的与饶国模熟识的许多同志的注意，同时也引起了当年曾在地下党工作过的同志的注意，他们回忆起饶国模同志曾被批准入党，因而给当时的四川省委写信，并提出了强有力的证明。中共四川省委经过了认真的调查核实，原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46年6月，从南京派到重庆做地下工作的胡南同志（又名胡启芳），得到了饶国模的掩护和帮助。胡南在与饶国模的接触中，感觉她已经不是一位普通的给党资助的妇女，而是已经成熟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此时，正是重庆地下党最艰难的时刻，饶国模向胡南同志是出了入党申请。
面对这位经过多年考验的、忠心耿耿向党献出一切的好同志，胡南理所当然地作了她的入党介绍人。又经市委常委李维嘉的批准，她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在那白色恐怖的岁月里，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就在饶国模在批准入党后的10多天，胡南同志被特务秘密逮捕，不久就牺牲在渣滓洞里，饶国模从此便与党失去了联系。
在失去组织关系后，她仍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时刻不忘自己是一名共产主义运动的战士。
1948年春，在华莹山起义失败后，有20多名同志秘密撤退到重庆，饶国模把他们掩护在大有农场，对外则称是请的工人，从老家来这里培植苹果的。
她在与反动派的长期斗争中，摸索出了一套斗争艺术，她风趣地说：“特务给我布下陷井，我就给他布下八卦图。”
她住的那幢房子共有三层楼，三楼是佛堂圣地，名义上不准任何人进去；二楼是她的卧室，一般的人都不能去；特务来了，就在底楼纠缠，实则三楼常常掩护革命同志。
1948年4月，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副书记冉益智叛变，重庆地下党遭到极大破坏。特务那时尚不明饶国模的真实身份，但放出话说：“刘老太太是把大红伞，包庇共产党，非把她抓起来不可。”
听到风声，她并不害怕。
党组织遭到破坏后，上川东一工委书记邓照明要召开一次党的重要会议，饶国模主动提出在她家开，适逢监视她的四个特务来找麻烦，饶国模机智地把四个特务引到别处打麻将，故意让他们赢钱，会在她家楼上开了一夜，安全无恙。
解放后，饶国模多次申请，由于种种原因，她的党籍没有得到恢复，但她一如既往，仍然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
钱之光、童小鹏（我在《红岩春秋》任记者时，亲自采访过童小鹏）等人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当年曾和胡启芳一起坐牢的李玉钿及当年批准饶国模入党的李维嘉同志提出了有力的证明，她的党籍之迷才得以解开。
1981年8月5日，《人民日报》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发表了署名刘泓的文章《饶国模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员》，四川省委也据此作出了正式决定：《关于恢复饶国模同志党籍的决定》中这样说到：“……饶国模同志确于1948年3月，经重庆地下党重庆市委批准为共产党员，其入党前后表现都是好的，对党的事业是有贡献的，党籍从1948年3月算起……”
饶国模当以含笑九泉，安息无憾！
对于饶国模这位为党的事业默默奉献了一生的老人，郭沫若先生生前有诗赞称道：农场名大有，榕树界阴阳，春色人间满，红旗海内扬，当年革命地，今日育民堂，昂首怀先烈，泪泉自夺眶。
1955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将原大有农场范围辟为红岩革命纪念錧。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红岩村，这个与中国革命紧密相关并为其作过特殊贡献的的地方，今天已经成为举世闻名的革命纪念地和旅游圣地。
作者是重庆作家协会会员，重庆日报主任记者，曾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发表过大量作品，在国际国内300多家报刊上发表过上千篇诗文。曾获得过四川省报纸副刊散文大赛一等奖等上百个写作奖项。出版有《警世钟》《天南地北》《秋天的思索》《青春的沃野》《勇闯ABC迷宫的故事》《书林觅趣》《人生理想爱情》《飞雪迎春》《山城色彩奏鸣曲》《记者在你身边》等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