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的目标是普通读者，我写的这些专著，顶多50个人看，那还不如写一些通俗的东西好。”73岁的孙康宜教授在耶鲁大学东亚系的办公室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她给人的感觉既慈祥，又诙谐，简直算得上调皮。在耶鲁莫里斯俱乐部她的固定餐位吃午饭时，不知说到什么事，她说“去他的！”把所有人都逗笑了。

孙康宜是西方汉学界中国古典文学和女性文学研究最重要的国际学者之一，她和她的学生、芝加哥大学苏源熙教授很早就开始主编《中国历代女作家选集》，她发现“女性文学在中国古代比在欧洲更平等”，这个现象引起国际学界的重视，女性研究随后在北美汉学界里蔚为大观。

孙康宜在学界地位的另一项标记，是剑桥大学出版社邀请她和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主编了近千页的两卷本《剑桥中国文学史》。其他国家，如俄国文学史、意大利文学史、德国文学史等，都是单卷本。“中国文学史必须两卷，否则没法编。”她告诉剑桥出版社，“英国文学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到元明了。他们基本上开始于乔叟，乔叟跟明代的高启一个时代。”

孙康宜不能赞同她的耶鲁同事兼好友哈罗德·布罗姆教授，后者在《一百个天才》中收入了《源氏物语》，却没有《红楼梦》。“我跟他抗议，他说你要原谅我知识的限制，我早年就读了阿瑟·威力翻译的《源氏物语》，而《红楼梦》（《石头记》）一直到最近，英国人戴维·霍克斯（David Hawkes）才把它翻得那么好。”

孙康宜1968年从台湾到了美国。后来进普林斯顿大学，师从高友工教授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高友工和陈世骧并称为北美汉学界论述中国文学“抒情传统”观念的两大旗手。几个月前，87岁的高友工去世，普林斯顿大学降半旗志哀。

在美国将近五十年来，孙康宜的治学重点从英语文学到中国古典文学、抒情诗、比较文学、女性研究甚至电影等等，兴趣广泛，每有所得。最近她又在研究中国文学史上的作者问题。

尽管学术地位崇高，但孙康宜为学界以外所知，还是因为一本笔墨节制、面向普通读者的自传式散文集《走出白色恐怖》。两岁时，她随父母跟爷爷告别，离开北京去了台湾，谁知爷爷不久后失踪，父亲在白色恐怖年代坐了十年冤狱。她小小年纪，遭受了本地孩子的语言和政治歧视。离开台湾到美国求学，融入民族多元的人群中，她才终于逃脱压力。

从1991年到1997年，孙康宜担任了6年耶鲁大学东亚系主任，这是耶鲁三百年历史上首个华裔女性系主任。两年后，她又做东亚研究所所长。“那时耶鲁整个学校有七百多个男性正教授，只有十六个女性正教授。”孙康宜说。

孙康宜在耶鲁教中国古典文学和女性诗歌，起初并不是教班婕妤、班昭，而是教张充和和叶嘉莹。张充和活着的时候，孙康宜不遗余力地写书推荐，“张充和就是一个继承了古代女性传统，并传下来的近代诗人、画家、书法家以及昆曲家的最佳见证。”

孙康宜对学界的批评是，只注意到西方文化理论能给中国文学研究带来新视角，却很少想到中国文学研究成果也能为西方的批评界带来新展望。她痛感东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单向而非双向的，中国文化常常是被忽视的他者。

▲2015年,孙康宜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受访者供图/图）

南方周末：为什么文学作品的作者问题会成为一个学术的关注点？

孙康宜：1967那年，法国符号学批评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作者之死》。这篇文章一发表，立刻轰动了全球的文学批评界。罗兰·巴特的主要论点是：作者已经“死亡”，读者多面的深入解读才能算数，在知识意义多元的现代，读者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文化主体。换言之，作者的意图已经不重要了。

后来1969年，法国哲学家、史学家兼批评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巴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对罗兰·巴特的反驳。（虽然福柯并没对罗兰·巴特指名道姓地批评，但多数人相信福柯的批评对象是罗兰·巴特）。福柯的演讲题目是：“什么是作者？”福柯解释，作者还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作者”具有“分类的功能”（classificatory function），它允许人们将一定数量的文本集合起来，并界定它们，把那些文本与其他文献区别开来，并加以对照。

我想福柯这个观念，恰好可以完美地诠释中国传统的“作者”观。对中国读者来说，关键的是与“作者”相关的声音、人格、角色及能量。即使作者问题充满悬疑，但有作者依然是重要的，因为作者的名字乃是促使某种“组织”之动力。

或许是受福柯等人的影响，作者问题目前已成为西方批评学界的一个关注点。剑桥大学出版社将要出版一部题为《剑桥文学作者参考资料》的大部头，已邀请26位学者分别撰写有关不同国家的文学传统的作者问题。我正好负责写《中国文学作者》那一章，目前正在努力中。

我猜想，负责写《英国文学作者》那一章的学者（目前我并不知写那章的人是谁），也一定会讨论到有关莎士比亚的作者问题的。

与曹雪芹相同，莎翁的作者身份一直充满了谜。难怪在英国文学专家John Michell（约翰·米歇尔）的莎学名著《谁写莎士比亚》（Who Wrote Shakespeare）一书中（一九六九年），作者特别请出版社的编辑在书的封面设计了一个大问号。

南方周末：《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的问题，你的看法是什么？

孙康宜：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甚至是三个，全要看我们考虑的是哪个版本。

将近一个世纪以前，胡适早就在他所发表的《水浒传考证》及《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中讨论了《水浒传》的各种版本及其作者的问题。例如，一百十五回本《忠义水浒传》标明是由罗贯中编辑，一百回本及一百二十回本的《忠义水浒传》都题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七十回本却出现了金圣叹伪作的《施耐庵序》。

南方周末：关于《楚辞》的作者是不是屈原的问题，你个人的倾向是什么？

孙康宜：《楚辞》主要是个诗歌选集，其中除了屈原的《离骚》以及其他几个单篇以外，还收了许多后来汉朝人的模仿作品，所以作为一个大杂烩的选集，整本《楚辞》的作者不会是屈原。

但自从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以来，几乎所有中国读者都认为《离骚》是屈原本人的作品。不过也有一些现代学者认为，司马迁提到的一些屈原的作品——如《招魂》《哀郢》《怀沙》等——都并非屈原所作。事实上，目前有些学者，尤其是西方汉学家，还在质疑屈原作为《离骚》作者的真实性。

然而在这同时，也有不少学者愈来愈能接受作者概念的变动性。对他们来说，“作者”不一定仅指一个人，同样可以指所谓的“假定的身份”（即英文的posited identity）。例如唐代作者寒山（约7-9世纪），其实是若干匿名作者的合称，也就是这个意思。

南方周末：关于《红楼梦》的作者问题，你倾向于认为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都是曹雪芹所作？为什么？

孙康宜：有关《红楼梦》的作者问题，确实非常复杂，很难让人下定论。一般说来，我很同意白先勇在他《细说红楼梦》一书中所说：“在其他铁证还没有出现以前，我们姑且相信程伟元、高鹗说的话是真话吧。”原来程、高两人在1792年程乙本的引言中早已说过，有关《红楼梦》后四十回，他们只是“略为修辑”，让故事的前后没有矛盾而已，至于原文，则“未敢臆改”。可惜长期以来以胡适为首的红学家们大都认定后四十回乃为高鹗的续作，而非曹雪芹的原稿。一直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才开始有学者质疑“高鹗续书”的论点。例如，学者周策纵极力主张程、高并未说谎，因为高鹗只是编者，“他实在没有著作权”。

▲莎士比亚的作者身份一直充满谜团。英国文学专家约翰·米歇尔因此特意请人在自己的专著《谁写莎士比亚》的书封上，设计了一个大问号。（资料图/图）

南方周末：作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最重要的国际学者之一，你发现女性作者方面有哪些有意思的现象？

孙康宜：中国女性作家（尤其是女诗人）自古以来就占有很重要的文学地位。首先，传统中国所产生的女性诗人（即我们所谓的才女）数量之多，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文明都很难比得上的。

单单在明清两代，女作家别集与总集（包括古代及当代女性作家作品的选集）之多，很令人震惊，竟达三千种以上。

女性出版热潮当然首先是明清女性自身形成的。她们渴望保存自己的文学作品，热情空前。通过刊刻、传抄、社会网络，她们参与建立了女性文学。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男性文人普遍支持女性诗人。尤其在明清时期，随着男性作者逐渐不满于政治制度，便逐渐从政治世界抽身出来。这些“边缘化”的男性往往以毕生精力来支持女性创作。比方说，许多女性作家的著作集，由男性文人编辑或出资印行。这确实有助于创造“女性硏究”。

男性文士经典化女性作品的策略之一，就是把女性著作集与《诗经》相比；他们也同样拿屈原《离骚》来作为女性作品的典范。当然，明代妇女作品出版之所以特别兴盛还有其他因素——比如印刷的传播；女性及商人阶层文学圈的出现；商业出版的需求等。

南方周末：宋代女诗人李清照和朱淑真的作品也都存在作者问题？

孙康宜：是的。首先，李清照作品集到了明初已经全都遗失了，能找到的真正出自李清照的作品，大约只有23首。但出版商一直陆续增补李清照的“作品”。就如斯坦福大学的艾朗诺（Ronald Egan）所指出，如果作品集中有李清照的新作，自然会引人注目，也会吸引潜在的买者。因此，到了清朝末年，李清照的作品已经增加到75首，膨胀了两倍以上。直到今日，李清照一些作品的真实性仍然受到质疑。

至于朱淑真的作品，那是另一种问题。近年来，西方汉学家艾朗诺与伊维德（Wilt Idema）做了许多有关朱淑真的“考古”工作，他们尤其质疑朱淑真其人的历史真实性，认为朱淑真名下的诗作，若非全部，至少大部分都可能为男性所写。

但有些学者认为，即使作者问题充满悬疑，但有“作者”依然是重要的。例如，古代有人冒用班婕妤之名，写了《怨歌行》。但历代诗集目录中，总在班婕妤的名下列有此诗。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就说道：“这是因为，读者虽然确信此诗非班氏所作，但依然期待在诗集目录中，找到班婕妤名下的此诗。”这就说明了作者问题的微妙性。把《怨歌行》放在班婕妤的名下，既是保存诗的重要方法，也是文学经典化之途。

南方周末：清代农家女诗人贺双卿的身世为何如此扑朔迷离，这么多人研究，而结论南辕北辙？

孙康宜：美国汉学家罗溥洛（Paul Ropp）并非质疑双卿身份的第一人，早在1920年代，胡适就说双卿其人或许是《西青散记》的作者史震林伪造的。但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双卿依然是一个文化偶像，被称为中国唯一的伟大的农民女诗人，也是十八世纪最伟大的女诗人。与此同时，双卿也经常出现在各种女诗人选集当中，就连美国诗人王红公（Kenneth Rexroth）与锺玲所编的现代英语诗集也收录了双卿的诗作。

罗溥洛教授一向喜欢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来做研究。他从很早就对史震林的《西青散记》感兴趣。史震林的书主要是在追忆十八世纪农家才女诗人双卿，所以罗溥洛就开始探寻双卿故事的演变。在硏究过程中，他逐渐对双卿其人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因为史震林在《西青散记》中有关才女诗人的回忆，还有她与史氏之间的互动，以及与史氏友人之间的关系，不太令人信服。甚至，史震林所引双卿之诗究竟是否真出本人，亦有疑问。

所以1997那年，他决定同两个中国学者杜芳琴、张宏生一起到双卿的家乡——江苏金坛、丹阳乡村——展开三个月的探寻之旅。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探求双卿究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还是史震林虚构的人物。

后来罗溥洛出版了一本书，题为《女谪仙：寻找双卿，中国的农民女诗人》。对于是否真有双卿其人，罗溥洛更加怀疑：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传说，能够证明贺双卿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

有趣的是，中国学者杜芳琴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杜芳琴是中国有名的双卿硏究专家，编有《贺双卿诗集》。与罗溥洛不同，杜芳琴在探访之旅后，愈发强烈地感到双卿乃是真实的历史人物。

按照她的说法，即便农民女诗人的名字不是双卿，其作为才女诗人的形象一定基于某一真实的人物，因为教育发达的金坛地区产生了众多的当代女诗人。换言之，杜芳琴并不怀疑那些归入双卿名下的诗作的真实性。她根据史震林回忆的写作风格判定，史氏绝对没有能力写出双卿那些高水平的作品。此外，杜芳琴颇受那次金坛、丹阳之旅的启发，最后写出了《痛菊奈何霜：双卿传》的著作。

南方周末：1968年从台湾到美国读英美文学，后来却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与教学，是你的老师高友工影响了你吗？

孙康宜：他的确是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老师。但当初我决定从英美文学研究转到中国古典文学，主要还是因为来自内心的“寻根”动力，后来我才发现，那是心路历程中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说到我的恩师高友工，他是北美1970至1990年代（一直到他1999年退休）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产生过极其重大影响的导师之一。他的学生们执教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密西根、伊利诺等大学，当然也与他在北美学界的重要地位有关。

1973那年秋季，我刚到普大东亚系第一天，高友工先生对我说：“最美的人生有如绝句。”据他解释，那是因为，绝句虽短，却有“意在言外”（尤其是尾联）的作用。人生也是如此，再长的生命终究“短暂”。一个人必须懂得珍惜短暂，人生才能显得美丽而富有诗意。直到今天，我已进入古稀之年，高先生这句话还是让我受益不尽。

后来有一次，我被许多事情弄得烦恼不堪，他就教训道：“你应当把你的工作比成跳舞。你自己在家练习跳舞绕圈时，必须绕个一百二十圈。但你真正上台表演时，最好只绕十二圈，这样你就会有举重若轻的自信。”他的话使我恍然大悟，立刻意识到自己个性上那种太过执著的缺陷。因为人生总有许多不如意，前面的路程茫茫不测，我们很容易被外物所累，所以应当培养“举重若轻”的艺术境界，才能自由自在地翱翔于世。

自从我1978年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数十年来仍不断与高先生保持密切的联系，一直到他半年多以前去世，可以说从未中断过。

南方周末：关于中国文学文化的抒情传统的理论，陈世骧和高友工是两个奠基人。高友工教授的学术思想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孙康宜：高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艺术即人生，人生即艺术”的生活态度。换言之，只要是我真正热爱的题目，我都可以研究，不必局限于过去所熟悉的领域。

高先生一向以研究中国文学文化的抒情传统闻名于世，但那只是因为他所发表的作品，例如《美典》一书（北京三联，2008），大都以抒情传统为主题。有关抒情传统方面的贡献，高先生确实与陈世骧先生的地位相当。然而，这方面的作品只反映了高先生在教学和研究方面的一小部分。

高先生是个奇人，他学贯中西，懂得如何因材施教，他上课时的潇洒风采非常精彩，所以台湾的柯庆明教授曾称他为“藐姑射山的神人般的高先生”，美国学生则称他为“legend”（传奇）。

同时，高先生不轻易写作，这使我想到孔子曾经对他的学生们说：“天何言哉？”有时我也把高先生比成庄子。庄子只写了一些短篇，但他的影响力却永垂不朽。

南方周末：余英时也称高友工是高士，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和风范？

孙康宜：余英时教授称高先生为“高士”，那是因为他把高先生比成传统的隐士，一种逍遥世外的庄子型人物。1998年底，余先生写给高先生的赠诗中就有一句“依然高士爱泉清”，那就是表彰高先生的超然物外的道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