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在各种变化中，与人本身关联密切的一个基本变化，就是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解体。而其中身份地位变化最大的，可能是原居四民之首、作为其他三民楷模的读书人。在中西的碰撞、冲突与竞争之中，读书人从思想和社会的中心步步淡出，他们是“忧时的人，也是先觉的人”，对所谓的近代“转化”感受最强烈，可以说“最深地卷入了历史变迁”。也因此，他们的社会变动及心路历程，处处折射出时代的激变。

上面一段里引号中的文字出自杨国强兄的《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一书，该书以“士人”为对象，考察嬗变中的“世相”，确为上选。作者特别注意到，晚清朝野的改革呼吁和实际措施，本皆出于“取新卫旧的愿想”，但在“中西交冲的屡起屡挫”背景下，形成一种“在节节回应里生成的节节嬗蜕”，逐渐演化为一个“日趋日急的除旧布新”过程。在此进程之中，“士大夫群类在整体上由分化而分裂”。从曾国藩到康有为再到后来出自学校的“知识阶级”，其间的前后相连和前后相异都非常明显。而正是他们中一些人，以士议的重锤粉碎了万千士人托身托命的科举制度，因而也“自己消灭了自己”。

本书的一大特色，就是以人为本。中国向有以人为本位来构建历史的“纪传体”传统，后被梁启超攻击为无数墓志铭“乱堆错落”，受到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此后的史学仿效的是西来的章节体论著，略近于以前正统士人不屑为的章回小说。随着西方社会生活中人的一步步异化和物化，近几十年西方史学在社会科学化的进程中形成一股很强的潮流，即人的隐去。而西方史学恰是我们想要摹仿的榜样，结果是我们自身的史学论著中也看到越来越多的结构、功能、类别、角色、数据、甚或指数，而越来越少见具体单个的人。

国强兄的眼界甚高，看当世和看历史略同。如今一些具有可写入履历之虚实名衔的学者，在他恐怕真是不屑一顾；同样，晚清的翰林院检讨、编修，在他眼里也不过是“小京官”而已。可以说，这是一本充满菁英眼光的著作，即使关注到基层一些的士人，有意无意之间，也往往带点俯视的意味。今日研究者盛行眼光向下，若套用一句古话，见贤者贤，见不贤者不贤。一味眼光向下，或不免多见鼠窃狗偷之事；倘若“取法乎上”，即使同类行为，也在“窃国”、“窃意”之间（即“窃国者侯”、“其意丘窃取之”之谓）；其间的分寸，有时不可以道里计。

在这样的学术大环境中，侧重人的嬗变，更以偏于菁英的“士人”为主要考察对象，多少有些逆流而行，实难能可贵，同时也提示了一种看问题的起点。对于近代史的研究，我自己也常提倡在关注上层菁英的同时，更多面向中下层之人。但我们一定不要忘了，晚清虽可见许多士人“自我批评”的反智言论，仍是一个以菁英读书人为核心为典范的社会。当年的实际情形，如鲁迅所说，是“平民还没有开口”，他们“每每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在这样的社会里，史家选择什么为考察的中心，自然与其研究成果的说服力和影响力直接相关。

但菁英读书人是不容易考察的。正因为这是一个受时代变化影响最大的社群，也因为史学本身同样受到世变的影响，这些人的“世相”已模糊到难以辨认的程度，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学术构建出的充满了翻译和简化的特定形象。很多人早已忘却了当年的功名与富贵往往不能两全，固然有和珅这样富可敌国的巨贪，也可见不少“高官的清贫”。“多金为上，位尊次之”的局面虽早现端倪，基本要到民国才形成。本书重建出的“清代功名与富贵”，其实也就是剥去我们学术言说中“作雾自迷”的翻译与简化，而回归到更接近原状的“世相”。

今日的读者观众习惯了西来的中国古代专制说，看惯了倒演现代官场术的古装连续剧，恐怕已经不清楚历史上曾经还有遥控天下士风的“清议”在，以及“中国的知识人曾长久地与清议相依存”。清议的一个载体是“清流”，他们以清议的喉舌自居，也常挟清议以制重臣。然而当朝野的追求从“富而后教”的虚悬目标转为退虏送穷的切实需求之后，名节遂不如干练，清流乃转化为无能。晚清崛起的是一批未必正途出身的“干员”（其实他们中许多人工诗文、善小楷，与清流私交不错），即使曾属清流的张之洞当政，也不能不多用这批干员。

张氏晚年最主要的业绩是办新学堂，产生出一大批能言善辩的“名士”，介乎于清流和干员之间。朱一新曾说：历史上清议出于学校，横议也出于学校。“学校之习一坏，则变乱是非之说，多出乎其中”。清廷最后的疾速崩解，一般均认为这批新学生出力甚多。从那时起，发议论的阵地逐渐转向报刊，而发议论者似乎仍是读书人社群；不过正如本书作者所说，他们与早年的议论者既前后相连，也前后相异，两者都非常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