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九一八”战火爆发时,蔡廷锴正在菲律宾的旅游城市碧瑶。当他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赶回硝烟弥漫的中国。“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蔡廷锴的举动正是历代中国爱国军人对国家危难的第一反应。
农民出身的蔡廷锴本是因为对清朝的腐败不满,试图通过当兵寻找出路。他早年参加革命军,以著名的铁军(第四军)28团团长身份参加北伐,在攻克武昌的战斗中,28团首先攻入武昌城,与叶挺独立团齐名。后来,蔡廷锴还在叶挺领导下参加了南昌起义,只因为是国民党员,和共产党信仰不同,蔡廷锴在离开南昌后召集部队共产党员训话,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令所有共产党员离开该师,发给路费,派兵护送一天。
国民党时期的蔡廷锴
与许多在内战中追求权力与地盘的旧军人不同的是,蔡廷锴一生并不陷于权力和党派之争。他先后参与北伐,参加中原大战,与当年兄弟部队厮杀,又参与围剿红军,但在“九一八”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号召推动下,蔡廷锴和第十九路军3万多官兵终于在江西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
“当时陈铭枢被蒋介石邀请前往南京,并允许带部队在京沪一线驻防保护。”朱伯康说,在十九路军调京沪一线后,蔡廷锴决定“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1931年底,蔡廷锴曾经召集全军旅长以上干部来沪密商,决定组织“西南国民义勇军”,自任总指挥,奔赴东北,援助正在抗日的马占山、丁超、李杜。已经打算于1932年2月率部乘津浦车北上。这时日本在上海增兵和制造事端,迫使他不得不在淞沪加紧备战。“蔡廷锴这个人血性很强。虽然蒋介石要求他不要与日军作战,但他抗日心切,连命都不要了,根本不听。我记得当时蔡廷锴说:‘我们现在保国有路了,做军人的就要视死如归。’”
淞沪会战时蔡廷锴在现场指挥
毛主席之前也曾说过,只要有这个人在,上海就不会丢,抗日战争就不会战败;毛主席口中的这个人就是蔡廷锴。
“福建事变”后蔡廷锴再次出国,回国后居住在老家罗定,依旧同情共产党。蔡绍芝谈到离职后的父亲依旧支持共产党的抗日,“我的叔叔是老家罗定的一个开明地主,曾经收了很多日本人留下的枪支和手榴弹。父亲专门告诉叔叔,让他把这些武器交给共产党游击队。”到了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五一宣言”后,周恩来向侨居海外的爱国人士发出了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我父亲当时和几个民主人士第一批出发,偷偷乘坐苏联轮船前往北平”。
晚年的蔡廷锴
长期的军旅生活,蔡廷锴一直与子女分离。“我们家里一共6个兄妹。大哥在香港,我们5个在广州。虽然解放后蔡廷锴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但蔡绍芝说起自己的兄弟姐妹,却没有一个人受到过父亲的特殊关照。“我当时毕业后在广州工作,后来参加土改。但是我还是渴望读书,于是自己考到湖北大学学习财会,从此一直留在武汉。我记得1957年时父亲经常和我通信,他对我说,‘你要为人民服务啊!’我从来没有依靠他,工作努力,一切全凭自己,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他晚年患白内障,临终前我们前往北京看望他时,他已经看不见我们。父亲一生都没有怎么和我们多谈当年带兵打仗的事情,但是在临终昏迷时候,却问起我们台湾什么时候回归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