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成渝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一共有四次。

前面两次，都是重庆方面不自量力，主动向成都发出讨伐令，结果碰得头破血流。对那两次成渝武装冲突，水煮重庆公众号当然撰有专文，欢迎感兴趣的朋友们关注水煮重庆公众号，翻看前面的文章。

这次不同了，成都方面自恃兵强马壮，试图一统大四川。于是，大成都和大重庆，两地再次大打出手。欲知胜负如何，且看后文分晓。

不过，说是成渝两地开战，也不够准确。事实是，这是占据成都的杨森，和占据重庆的刘湘，这两个一会儿好得勾肩搭背、一会儿又恨不得生食其肉的军阀头子之间的战争。

对这场战争，成渝人民表示坚决反对。双方打得正热闹时，重庆各界专门成立了“全川和平弭兵大会”，通电全国表示强烈抗议，成都各界也发出谴责这场军阀战争的通电——有趣的是，连成都警方人士（成都警务协进会）都在这个通电上签了名。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什么卵用。军阀大战依然继续。

为什么要打这一仗

事情要从一年前说起。

1924年春季，杨森率领川军第二军部队进驻成都。至此，史称“讨贼之役”的川军大战，在打了刚刚一年后，告一段落。

这是杨森年轻时候的玉照

讨贼之役，是四川境内的国民党系和北洋政府系，最后一次总决战（国民党方面，骂对方是贼，所以叫讨贼之役）。以熊克武为代表的四川国民党部队（川军第一军），大败退出四川，辗转经过贵州、湖南远赴广东，最后在广东被老蒋解散。

进入成都的杨森，于1924年5月26日，被直系军阀控制的北洋政府，任命了一个奇怪的职务：“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人称“杨督理”。而杨森的老领导刘湘，却只捞到个“川滇边防督办”的官位，和“川陕边防督办”刘存厚、“川黔边防督办”袁祖铭等并列，位列杨森之下。

这时，杨森的后台，正是意气风发顾盼生辉的直系大军头吴佩孚。

吴佩孚和杨森绝对是一对好基友。每次杨森被赶出四川，吴佩孚都出钱出枪还出人，帮杨森打回去。当然，杨森也对得起吴大帅——在吴大帅落难投靠过来时，杨森宁可自己军长宝座被撸了，也绝不交出反动军阀吴佩孚，不输于义字当先的金庸群侠们（详见《水煮重庆》书中“大帅吴佩孚川渝流浪记”一文）。

见老部下杨森现在的后台比自己硬，刘湘再不满也只有忍着。他拒不就任“川滇边防督办”，赖在重庆忍辱负重。

那时的北洋政府，换一次大领导就像换一件衣服。上半年，还是杨森的铁后台吴佩孚当政，年底，风云变幻，直系吴佩孚下台，皖系段祺瑞上台——这段某，又正是刘湘的铁后台。

浓眉大眼的刘湘

在四川军阀中口碑很好

段祺瑞上台不久，就送了一份大礼给刘湘，把刘湘提拔为“川康边务督办兼署四川军务善后事务”，相当于总管川康两地（四川和西康。西康即现在的雅安、西昌一带）的军队。至少在官职上，刘湘杨森扯平了。

但杨森当刘湘不存在，依然把枪口对准我们大重庆，携“讨贼之役”大胜之威，做起了“统一四川”的春梦。

杨森进驻成都后，毫不客气地以四川老大自居，喊出了“建设新四川”的口号。他大批招揽文人、留学生，组建秘书班子。杨森秘书班子人很多，被戏称为“秘书连”。

杨森在成都推出四大“新政”：修马路；搞公共体育场（设在少城公园）；办新式教育，成立通俗教育馆，聘请尚未组建民生公司的卢作孚当馆长；还在机关和部队，规定每天早上搞早会，不晓得会不会和现在的传销公司一样，每天早上也喊一通打鸡血的口号。

这几条，也并非杨森到了成都才头脑发热想到的。

1920年底，他驻军泸州期间，就喊出了“建设新川南”的口号，第一次尝试杨氏新政：修马路、办教育、建体育场……1921年，他在重庆当“重庆商埠督办”时，也大搞城市建设——拆临江门、修江北城外的沿江大堤、建中央公园（现人民公园），可惜他没呆多久，就离开了重庆，把一堆搞了半截的工程（江北大堤、中央公园），扔在那里风吹雨淋。

这回在省城，杨森必须要把自己的杨氏新政，在成都再次复制。

谈到修马路，成都人真的要感谢杨督理。那时成都东大街是省城最繁华的地方，但是街道很混乱肮脏，杨森决定把这条老商业街修成一条大马路。在成都人一片反对声中，一意孤行的杨森，硬是用枪杆子逼着成都人拆房子，拆出一条大马路。这条大马路，就是成都著名的“春熙路”。

后来，杨森跑到万州，又把这套在万州复制了一回。

再后来，在贵州他又喊出“建设新贵州”——这个口号虽然喊了几十年，内容也基本没有变过，到哪里都是修马路、建公园、搞体育、办教育、开早会这几招。

不过，杨森虽然手段粗暴了一些，小老婆也多了一点，但和他周围的军阀同学比较，怎么也算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的新式军阀了，多少也为老百姓干了些实事。

在成都这段时间，是杨森一生事业的顶峰，离四川王的宝座，就差那么一丢丢了——以杨森的性格，他必须跳起来摸一下那个宝座，如果能够坐几年，那当然此生无憾了。

战前的那些套路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战前的双方力量对比。

1925年4月9日，杨森下达扩军命令，一夜之间升了一堆师长、旅长。以这一天为准，杨森旗下的兵力，有第一师师长王缵绪以下共十师八旅，以及其它杂七杂八番号的部队，共16.2万人，有步枪11.54万支、机关枪数百挺、手枪4000余支（有一个手枪大队）、山炮数十门。

杨森的对手呢，则分成几个山头，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

反杨阵营，计有刘湘部1.5万人——这是刘湘军阀事业的低谷，因只拥有巴县、璧山两县之地，被戏称为“巴壁虎”。然后是邓锡侯部4万人、陈国栋部3万人、赖心辉部2万人、陈洪范部1.8万人、刘文辉部1.2万人。

最后是两支黔军部队：黔军袁祖铭部——这家伙是在贵州内战中，被打败后赶出贵州，寄居在湖南施南一带，于“讨贼之役”被刘湘请来当外援的，有3.5万人；黔军周西成部，有1.1万人，之前跟熊克武混，熊失败后，流落在合江、泸州、赤水一带，靠卖鸦片挣钱养部队。

这边共有20万人左右。

算起来，杨森的对手们，虽然人数更多，但是分成八、九块，且互不卖账，甚至内部还矛盾重重。比如驻扎在重庆、涪陵、綦江、南川和酉秀黔彭一带的黔军袁祖铭，虽然口头答应和刘湘等一起反杨，但是一直按兵不动，等杨森出价——摆出一副“价高者得”的奸商模样。

所以，随便怎么看，杨森手里都是一副好牌。

按照川军内战的套路，战前准备阶段，也同时是挥舞大洋和官帽子，相互挖墙脚的过程。

对这个套路，杨森当然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他的招商政策是：无论战前还是战时，只要倒戈过来，旅长升师长、团长升旅长。

这个政策果然有效，大战一开打，第一阶段结束，不到两个月时间，杨森的部队，一下多达19个师另12个旅，比战前几乎多了一倍的番号——可以说每战必有人倒戈。最高职位的倒戈者，竟然是刘湘手下师长李树勋。李树勋一过来，当即被杨森任命为只有一个师的第三军军长和前敌副总指挥。

杨森如此挖墙脚，对方当然也没有闲着。可惜，由于杨森明显占优势，对方挖墙脚的效果似乎不怎么好。

比如，驻守宜宾的刘文辉，准备挖杨森手下大将郭汝栋（铜梁人，第九师师长），事先谈好了8万大洋的价码。哪晓得郭师长人品太差，钱收了，却不办事，不但不临阵倒戈，打起来的时候也毫不留情，一点也不像收了钱的样子。刘文辉只得自认倒霉，宝宝心里苦呀！

战前，为了安心对重庆作战，杨森先清扫了一下成都左右两翼。

成都左翼，德阳、绵阳以北，是军阀刘斌的防地。早在1925年2月，杨森就率先拿刘斌开刀。这时的杨森，威风到什么地步？打败刘斌后，刘斌部下夏首勋旅拒绝投降，从江油出发，经过广元、苍溪、巴中到达绥定（现达州），又到渠县、广安、合川……一路上居然没有人敢收留。最后，这倒霉催的夏旅长，又经重庆绕到川南宜宾，才被刘文辉收编。这位宝宝，心里怕是比被骗了8万大洋的刘文辉更苦吧。

打完左翼，又打右翼。

成都右翼有两个军阀，一个是货真价实当过川军第三军军长的刘成勋，现在屈居在新津、邛崃、洪雅一带过苦日子。老军长一见杨森打了过来，非常有自知之明，两军一接触，转头撒腿就跑。这一跑，一直跑到重庆才停下来，可把刘军长给累坏了。

成都右翼的第二位军阀，是在当地口碑非常好的陈洪范师长。老陈在四川军阀中，算是一个老实人，在乐山一带驻防近十年，居然没有预征过田赋——当年四川军阀，在自己的防地横征暴敛。为了筹措军费，经常预征未来的田赋，有屁眼黑的军阀，据说在1920年代，就把1980年代的税都征了。

陈洪范不但没有预征一分钱税收，还在当地大办教育，嗯，主要玩儒学呀易经呀这些国学。陈洪范师长非常热爱易经，他打仗前，必定要掐指一算，然后安排手下部队，你子时出东门、你丑时出北门……

他手下有个团长抱怨，有次他要出征荣县，荣县本来在南边，却偏要叫他于半夜子时从北门出去，再绕向南边……按易经打仗，这位国学大师陈师长，你不败还有天理吗？

清扫完左右两翼，杨森端坐成都城，指挥大军，兵分七路，向我大重庆恶狠狠扑将而来。

 

两个军长的下场

第一个军长叫赖心辉。

赖心辉本是个妙人儿，他是云南讲武堂炮兵专业毕业生，打仗非常厉害，善用大炮，外号赖大炮。又因为要抽鸦片，所以军阀圈内又送他一个外号“赖烟灰”——话说川军中，外号烟灰的还有一位顺庆（今南充）罗泽州，他1950年在家里吞鸦片烟膏自杀，终不负烟灰之名。罗烟灰也是一位妙人儿，他的搞笑故事，我在“大帅吴佩孚川渝流浪记”一文中有所记载，欢迎查看。

此时，赖大炮已于2月7日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四川省长。但是自当了这个四川省长后，赖省长一天都没有进过成都省。他当时的防地，正是成渝之间的内江、隆昌一带。站在内江城头，眼巴巴望着近在咫尺的成都省，心里估计痒痒得不行。

1925年3月，杨森占领了虎视眈眈已久的自流井（现自贡）——那时的自流井盐税，是四川的主要税源。最高的一年（1916年）为1399万元，最低的一年（1923年）也有918万元。杨森独占自流井，其称霸全川的野心昭然若揭。

3月下旬，川军各派急急忙忙在重庆召开倒杨大会。会上，组织了七路大军对抗杨森，刘湘为联军总司令。但是，到这个时候了，这些鼠目寸光的军头们，很多还各怀鬼胎，连刘湘的嫡系师长潘文华、唐世遵，居然都说出了“不打同学”这种单纯得不像样子的话（刘湘、杨森、潘文华、唐式遵等都是速成系同学）。

这就给杨森各个击破留足了空间和时间。

第一刀就砍向名不副实的四川省长赖心辉。

赖心辉这模样确实像“烟灰”

杨森先派人去招降赖心辉，赖不降。杨森即命主力部队王缵绪、郭汝栋等部共四、五个师，猛攻赖心辉。这赖大炮也不是省油的灯，早有准备，在内江一线，挖下一连串坚固工事等着杨军——在赖心辉这里，杨森狠狠碰了一次壁。从四月下旬，一直打到六月初，一个多月楞没有拿下赖大炮。

不过在连番猛攻之下，赖大炮也遭不住了，拼命给在重庆稳起不动的刘湘、袁祖铭等人打电报求救。

赖心辉的这封电报很有名，用标准四川话拟就，全文只有24个字：

衮衮诸公

般般大才

掫我上去

个都不来

我若垮了

你怎下台

（备注：掫，同搊，音cou。用力推的意思）

这种充满激愤的幽默感，一般人还真写不出来。

不过，说刘湘完全不帮忙，这也不对。刘湘虽然一边忙着和袁祖铭谈条件，一边也在想办法帮赖心辉。刘湘的招数，很有意思：他让杨森狠狠地升了一下官。

经过刘湘努力，段祺瑞任命杨森为北洋政府参谋总长。这个级别相当不低，起码也是大军区级首长了——段祺瑞要杨森去北京任职。

江湖上，把这招叫着釜底抽薪。

杨森多聪明呀，怎么会上这个傻当。他见招拆招，官要当，但北京坚决不去。杨森在成都宣布署理参谋总长，也就是代理参谋总长，小小地恶心了一把刘湘。

6月初，赖心辉部终于垮了。先是团长杨映奎（云南人）投降，然后又有一旅一团阵前投降。有善战之名的赖心辉终于被打垮，退到永川。

赖心辉下场极其悲惨。

1926年，他被蒋介石任命为22军军长（20军军长杨森、21军军长刘湘），领上将衔，驻防川南和江津等地。但第二年，被宜宾的刘文辉偷袭，仅剩江津一处防地。这个时候，他的省长公署牌子却依然不倒，高挂江津城中，他也被圈内人士讥笑为“江津省长”。

1929年，他娃不自量力，被杨森鼓动起，参与针对刘湘的下川东之战，进攻重庆。结果不长记性，又被刘文辉偷袭了。这下，连江津地盘也丢了，率残兵流落在合江和赤水之间。

后来几经周折，堂堂四川省长、22军军长赖心辉上将，被降为师长，带兵去江西剿共。因作战不利，被陈诚缴械收编。后被老蒋赏了个上将参军的头衔，一个月拿几百大洋，在上海当寓公。因抽鸦片（大家还记得他那“赖烟灰”的外号吗），当尽家财。1933年回成都定居。1942年，贫病交加中，赖心辉死于成都庙前街寓所。死时，身上仅一元钱。

这个世界上，只有更倒霉，没有最倒霉。

更倒霉这位，就是开战不久，在赖心辉被打垮后，只身前来投靠杨森的李树勋同学。这位李同学，是刘湘和杨森的陆军速成学堂同学，也是平生自负的纵横家式人物，曾以孤身入敌营，说降敌军一个旅。被刘湘赏识，以白身而直升旅长，后升师长。

这回，极富冒险精神的李师长，又玩起了空手道，只身一人来投杨森，被任命为前敌副总指挥。不过，通览其为杨森的谋划，极少良策，甚至可以说臭棋连连。尤其是他力主联刘湘打袁祖铭的战略，更是失败，完全没有把此战的主要战略目标搞明白，以至于把待价而沽的袁祖铭，活生生逼到了刘湘那边。

更愚蠢的是，这家伙竟然在杨森失败之后，公然挑衅杨森。向杨森提出，你且把军权交给我，然后你杨兄出逃云南，等我站稳脚跟后，再接你回来主持大局。惹得杨森大怒，“你这是逼王要印呀”。

杨森想起整个战役期间，因为听了李树勋的话，结果拿着一手好牌，却把内裤都输干净了，不由得恨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待李树勋离开后不久，杨森命范绍增（范哈儿）派人，半道乱枪打死了这位只当了几个月军长的李树勋同学。

 

两个总指挥

这场统一四川的战争中，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刘湘、杨森两军的两位总指挥，竟然都不是四川人。

杨森的前敌总指挥叫黄毓成。黄毓成和杨森，是一对很有戏剧性的人物。

黄毓成是云南讲武堂毕业生

朱德元帅的同学

1956年，朱德回云南故地重游

还特意召见了黄等几位老同学

在这个戏剧的上半场，外号“黄毛牛”的黄毓成是一位滇军将领，1913年在重庆俘虏了少校杨森。杨森以俘虏身份，被黄毓成裹挟去了云南。在黄毓成提携下，杨森在滇军崭露头角，后随滇军打回四川，杨森积功升为正团职干部，然后叛出滇军，回归川军队伍。

这部戏的下半场，杨森在川军混得如鱼得水，黄毓成却在滇军遇到了滑铁卢。本来已经升任滇军第七军军长的黄毓成，卷入滇军内讧，失败后逃出云南，投奔已经是“督理四川军务”的杨森——二人的角色，在这出真实的人生戏剧里，前后刚刚掉了个个儿。唉，谁的人生，经得起回头细看？

原本，黄毓成是来拉赞助的，指望杨森赞助他打回云南去。杨森开始也确实这样做的，在成都为黄毓成成立一个“定滇军”的架子队伍，任命黄为总司令——不过，我猜这个定滇军也没有几个人花花儿。

不知道什么时候，杨森想起了他这个前长官黄毓成的军事指挥才能挺不错，毕竟在滇军里面指挥过不少大军团作战，经验很丰富。于是，干脆任命黄为前敌总指挥。虽然这个前敌总指挥，干的基本上就是个参谋的活儿，但是从各种记载来看，黄总指挥提的很多建议，比如联袁打刘等，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所以，后来杨森大败后，黄毓成痛骂一声“子惠（杨森字）孺子不可教”，愤然去峨眉山万年寺出了家。虽然这和尚最终没有当成，但是，也似乎就此让黄总指挥看破了红尘。自此，世间少了一个黄将军，昆明城里，却多了一个吃斋念佛的居士。

和云南总指挥黄毓成对应的，刘湘这边的这位，就是前面多次提到的贵州人袁祖铭。

在争夺黔军袁祖铭的竞价中，刘湘出价最高，成功拿下了袁祖铭和他的3万多黔军。刘湘的出价是任命袁祖铭为川黔联军总司令，每月赠与黔军40万大洋军费，以及今后拿下成都兵工厂后，先为袁祖铭部队提供2万支步枪和子弹，帮助袁祖铭打回贵州去。

杨森呢，则一直徘徊在联刘还是联袁的抉择中，连袁祖铭伸过来的橄榄枝都没有抓住——袁曾经暗示杨森，想在自贡盐款中分一杯羹，杨则迟迟不应。

袁在确定加入刘湘队伍后，曾托人给黄毓成带去一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子惠（杨森字）无联帅器识，公亦迹近明珠投暗之陈宫”。陈宫，是三国演义里面投靠吕布的谋士。袁祖铭这句文绉绉的话，翻译一下，意思是：杨森这傻X，求钱都不花，还想当老大？他娃就是个一介武夫，你帮他个铲铲，还是过来帮我吧。

袁祖铭的下场就比黄毓成惨多了。他后来回贵州，继续参与内战，失败后离开贵州，前往湖北一带混入了北伐队伍。这家伙向来不老实，已经加入革命队伍了，还和吴佩孚眉来眼去勾勾搭搭，结果被领导唐生智密令其部下除掉袁。1927年大年三十夜，在湖南常德被老部下设宴绑杀，还被斩首示众，年仅38岁。

王缵绪之叛和杨森之败

打垮赖心辉后，杨森部队占领了南起宜宾、泸州，中过隆昌、荣昌，北到遂宁、合川一线，形成了对重庆的全线压制之势，第一阶段作战任务出色完成。

这个时候，杨森却停下了脚步。

6月初，因上海五卅运动，在成渝两地引起反战风潮。杨森为了表示自己也是反战一员，特意停战以表示诚意。这期间，杨森反复表白自己的无辜：重庆自古以来都是四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要统一四川，刘湘他们要闹分裂。只有统一，才能最终制止战争。

总之，在最不该停战的时候，杨森停战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发生了彻底扭转战局的两件事。一是袁祖铭公开表态加入刘湘阵营，就任川黔联军总司令；二是杨森的头号主力王缵绪悄悄背叛了杨森。

王缵绪外号王秀才

曾经当过四川省主席

可惜没有当几天

就被几位川军师长联手赶下台

王缵绪的背叛，让杨森多年来一直痛恨那个说服王缵绪背叛的人：鲜英。这也让我一直没有闹明白，要恨也应该恨王缵绪呀，你恨鲜英，不是恨错人了吗？

据说，当年在四川陆军速成学堂读书时，鲜英和杨森是上下铺兄弟。如今，被睡在上铺的兄弟在关键时候出卖了——为什么偏偏是你！杨森此刻的心理阴影面积，估计可以盖住整个成都城。

王缵绪是川军诸将中的一朵奇葩。

巴蜀中学你知道吧，这学校就是王缵绪带头赞助修建的，在他的老家西充，王缵绪可以说是人人竖大拇指的好人，修桥铺路、办学行善……干了很多善事。

但是在对待杨森一事上，我们却不能不又严重怀疑其人品。

战前，王缵绪还是一个混成旅旅长，为了向领导杨森表忠心，王缵绪干了一件堪称划时代壮举的事情：他在自己右臂之上，刺了一个“森”字，并染以蓝色。这还不算，他命令全旅将士，和他一样，在手臂刺上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森”字。

当我看到这个细节时，差点以为，王缵绪同志是从1960年代后期，穿越回去的红卫兵小将！

表忠心，表到这个丧心病狂的地步，你还能说什么？估计领导都喜欢这一套，所以，杨森愉快地被王缵绪套路了。王缵绪呢，也当然顺利当上了第一主力师的师长。

关键是，这个无比忠于杨森的王缵绪，就在短短几个月后，刘湘仅仅用了一个重庆盐运使的官位，他就轻飘飘地背了叛——或许，表忠心的人，往往是最没有忠心的家伙。

有回忆说，王缵绪之叛，摧毁了杨森的信心。当听到这个消息，杨森连声嚷道：不打了不打了，王治易（王缵绪的字）都叛了，还打个锤子！

确实，王缵绪之叛，使本来战况就不利的杨森轰然大败。杨森一直退到乐山。本准备带残兵败将暂时退到云南，但是部将大多不愿前往，云南方面得知此信，又派兵堵住杨森南行入口，声明不欢迎杨森。

无奈之下，1925年9月4日，在“统一之战”发起5个月后，杨森向刘湘、袁祖铭发出下台通电。通电中，杨森鸭子死了嘴壳子硬，说什么“非不能战，实不战也”。9月20日，杨森致电刘湘，愿完全解除兵权，并请保护出川“游历”。刘湘回电“您慢走”，通电沿途各军保护杨森安全。

10月23日，杨森在江安乘船东下。10月4日赴汉口，再次投靠好基友吴佩孚去了。

但是，要不了多久，我们在四川的舞台上，会再次看到杨森的身影——不过短短数月，他将站在刘湘一边，闪亮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