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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故事】红四军军长王良
    2020-11-09 21:52:42    作者:SystemMaster    来源:

王良,1905年8月出生,重庆市綦江区永城镇人,中国工农红军创建初期的著名军事指挥员、原红四军军长。1926年9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参加毛主席同志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32年6月壮烈牺牲,年仅27岁。

三封家书显初心

王良,原名王化陔,字傅良,号兴春,生于四川省綦江县(现重庆市綦江区)一个书香世家。王良自幼在父亲和外公的影响和教育下,勤奋好学,成绩优异,6岁进入綦江县立高等小学,12岁考入重庆华英学校,18岁就读上海持志大学。

我们能看到王良的最早家书,是他在1927年上半年写给父母的3封。他在1927年正月12日的家信中写道:国家主义派是“籍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之美名,以欺骗现在一般封建思想深刻之男女青年,其目的在求扩张该党之范围”“以救国为名,谋钱为实”。他还针对国家主义派攻击革命军是赤化军队、俄国是赤色帝国主义等反动宣传,在信中鲜明指出,“凡属革命之士,莫不知俄国为扶助弱小民族之国,革命军为救国救民之师”。对汉口英军无辜枪杀汉口政治部宣传队员,他表示极大愤慨:国民政府外交部严正抗议,并正式收回汉口英租界之举,是“我国80余年来在各帝国主义铁蹄下新奇闻,亦即国民政府暨工农阶级努力奋斗之结果”。他对当时国共合作时期“一日千里”的国民革命发展形势充满信心,断定反动军阀、土豪劣绅等压迫阶级,“从此日渐失其势力而不敢再逞其意志”。21日他又在家书中写道:“我国之军阀渐次压抑,奉、鲁系势力离间,当有日落千丈之势。奉、鲁军所在各地宣传革命军为‘赤化军’,‘共产公妻’。但革命军所经之地,并无共产公妻之动作,而且尽力体护民众,为民众之革命军”。而“奉鲁军阀却施一般民众以横征暴敛之手段,奸、抢、烧、杀之行为,实为恶毒于民众”之反动派。这两封家书,王良走革命道路的思想已跃然纸上。在同年5月16日的家信中,王良革命思想更加明显:“男自出川以迄今日,书剑不成,实感自愧。在此两载寒暑之经历,可谓糊涂一时,明白一时,但不有糊涂而明白,无以由生;既已明白,事事均可公布”。又说:“近来男感觉致力求学在外,自然以党国为抱负。其次,不过是希望生活解放耳。”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王良的世界观人生观已发生巨大转变,由“糊涂”转化为“明白”,立志为国为民,从而更加坚定走革命的道路。1927年初,王良到武汉军校继续学习,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随即跟随起义部队进军罗霄山脉中段,参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黄洋界上炮声隆

1927年9月,王良参加三湾改编,由见习参谋升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三营九连连长。1928年2月,王良奉命率部队随三营攻打永新城,歼敌一个营,取得了井冈山会师后的第一次战斗胜利。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湖南起义农军,与毛主席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宁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王良任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一营一连连长。之后,王良率队参加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草市坳、新七溪岭、龙源口、黄洋界、大柏地等战斗。其中保卫黄洋界一战,创造了红军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这也是王良在井冈山最出彩、最闪光的战例。

1928年8月下旬,毛泽东、朱德率主力红军下山,湘赣敌军以4个团的兵力乘虚进犯井冈山,妄图摧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此时,留守井冈山的红军只有红一连和红三连两个连,兵力不到150人,敌我力量悬殊。红一连作为主战连守卫黄洋界左边正面迎敌。为扼守黄洋界、保卫井冈山,王良召开了党支部会议、士兵委员会和全连军人大会,进行了充分的战斗动员。一到黄洋界,王良一面带领各排长观察地形,分配任务,一面发动军民插竹钉、抬木头、挖战壕,在阵地前修筑了5道工事。第一道是竹钉阵,分别在小路两旁的草丛里,布下了几里路长的竹钉防线;第二道是竹篱障碍;第三道是滚木礌石;第四道是四五尺深的堑壕;第五道是石头筑成的射击掩体,掩体前沿的草丛里也插满了竹钉。临战前,王良又进行了动员,号召全连指战员团结一心,英勇杀敌,与阵地共存亡,誓死保卫井冈山。当时红一连只有71名战士,面对艰巨的战斗任务,王良率红一连与地方同志一起,积极发动组织革命群众参战。军民一心,修工事、背粮食、作警戒。8月29日,据侦察报告,敌人已靠近山下。当晚,劳累了一天的红一连战士们,全都露宿在新挖的战壕中。8月30日8时许,井冈山上浓雾渐渐散开,夜宿山下的敌人开始发起进攻。因为山路狭窄陡峭,两侧又设置了竹钉,敌人兵力难以展开,只得一个一个往上爬。王良对战士们说,我们每人只有3至5发子弹,必须等他们进入有效射程时才能开枪。50米、30米……待敌人靠得很近了,王良下达命令:“开火!”各种火器齐发,加上滚木礌石奔泻,敌人躲闪不及,伤亡惨重,丢下大批尸体退了下去。第一次进攻失败后,敌人又组织了两次冲锋,也被红军打败。

下午,敌人孤注一掷,集中全部炮火向黄洋界轰击后,排着密集队形拥挤于山下,又一次发起进攻。在这关键时刻,正在山上留守处修理的一门迫击炮,被紧急调来前沿阵地助战。这门炮只有3发炮弹,射击中,前两发都成了哑弹,没有打响。最后一颗炮弹射出后,击中山下敌军的临时指挥所,炸死炸伤十多人。随着炮声轰鸣,王良一声令下,红军阵地上吹响冲锋号,隐蔽在各个山头后面的赤卫队员和一连指战员一起呐喊,顿时杀声震天。与此同时,猛烈的射击声和煤油筒里的鞭炮声也交织响了起来。敌人以为红军主力回来了,连忙撤出战斗,仓皇逃跑。红军以两个连的兵力,打退了4个团的敌人进攻,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这一胜利,粉碎了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的第二次“会剿”,保卫了红色根据地。

前头捉了张辉瓒

1929年初,为粉碎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会剿”,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发,以求在外线游击中寻机歼灭敌人。1月14日,王良跟随毛泽东、朱德、陈毅踏上新的征程,开启了他更为波澜壮阔的战斗生涯。王良随红四军主力行动,任第一纵队第一支队长。2月9日,红军到达大柏地,前委命令各部队立即歼灭尾追之敌。王良率红一支队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一举歼敌两个团,俘敌800余人,缴获枪支800余支。大柏地伏击战后,王良率红一支队参加了解放汀州府、三打龙岩城、攻克“铁上杭”等战斗,歼灭或击溃了国民党军郭凤鸣、陈国辉、卢新铭等部。红四军在闽西分兵游击作战期间,王良率部队深入上杭、永定一带开展斗争,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的任务,帮助闽西党组织和地方群众武装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地方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在武平县中堡召开的纪念彭湃、邢士桢、颜昌颐等4位烈士大会上,王良激情讲话:“号召一切革命的民众团结起来,高举锤子镰刀鲜红的旗帜,踏着牺牲的烈士鲜红的血迹,勇敢地往前冲,争取最后的胜利!”短短几个月,闽西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纵横300余里的红色区域连成一片,80余万穷苦农民分得了土地,闽西人民热情称誉红一支队为“王良支队”。

1929年12月中旬,红四军到达上杭古田镇。下旬,王良参加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古田会议后,毛泽东针对蒋介石组织的“三省会剿”革命根据地的形势,决定避开敌人进攻主要目标,把红军部队转入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王良率红一支队随红四军主力转战江西,在敌人兵力薄弱的赣南地区开展游击战,集小胜为大胜,取得了显著战绩,使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1930年6月,红四军在长汀整编,成立红一军团,王良任红一军团所属第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10月,红四军又在吉安改编,第一纵队改编为第十师,王良任师长。

1930年11月,蒋介石调集7个师约10万兵力,以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发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张辉瓒并不是无名之辈,此人曾任南昌卫戍司令,杀人如麻,发明电刑、水刑等残酷刑法,残杀爱国志士和革命群众,被人民恨称“张屠夫”。张辉瓒扬言,要歼灭红军于江西。王良坚决执行毛泽东在罗坊会议上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率红十师东渡赣江,退守革命根据地,待机歼敌。12月30日,红十师作为参战主力部队,奉命攻击龙冈西北之敌。王良指挥所部迂回敌人侧后方,配合兄弟部队发起猛攻,全歼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俘敌9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9000余支,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当时,张辉瓒见势不妙,慌忙上身换上士兵服装,藏在一个茅草棚里,被搜索残敌的红十师战士抓获。王良看见押送的俘虏中,有一个体型肥胖且穿着比较特别的人,断定此人一定是个大官,便命令他站出来。经仔细审问,原来他就是张辉瓒。王良亲自将张辉瓒押送到毛主席和朱德驻地接受审讯。毛泽东问道:“张辉瓒,你说,到底你剃了朱毛,还是朱毛剃了你呀?”这个重大的胜利,使根据地军民信心倍增。

为此,毛泽东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高度赞扬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战员。为表彰王良和第十师在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中的卓著功绩,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毛泽东决定,把缴获的张辉瓒的怀表、钢笔嘉奖给王良。王良接过战利品,激动地说:“我要带着它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他把怀表珍藏在自己身上,带着它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驰骋沙场、屡建奇功。

王良是一个好干部

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王良率红十师随红一方面军主力参加富田大会战。1931年5月16日至30日,在九寸岭战斗中,他率部出敌不意、攻其不备,一举歼灭敌一个师,接着又协同红军主力挥师东进,从赣江边一直攻打到江西与福建交界的五夷山下的建宁城,横扫七百里,在15天内,连续打了5个大胜仗,共歼敌4个师计5万人,缴获武器弹药2万多件,为胜利完成第二次反“围剿”立下了不朽战功。

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王良率红十师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在永丰县的莲塘、兴国县的良村、宁都县的黄陂等地歼敌3个师;接着又参加了高兴圩激战,重创敌军,为粉碎敌人第三次大“围剿”、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经过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不断壮大,发展到4万多人,中央苏区扩大到拥有12座县城、5万平方公里土地和250万民众。

王良作战勇敢,智勇双全,军事技能特别好,每次部署战斗任务,他都要认真研究,制定详细的作战方案,宣布明确、具体的作战路线、方法,并激励红军干部战士英勇杀敌。因此,每次战斗都能以较少的伤亡取得较大的胜利。据老同志回忆:王良中等偏高个子,长得很英武,浓眉大眼、神采奕奕,很有军人气质。他头戴一顶旧的八角军帽,讲话时老爱把帽舌往上推,穿一身灰色粗布军装,绑腿打齐膝盖下,脚穿一双草鞋,非常简朴。他治军严明,秋毫无犯,深得民众拥护。他爱护战士、平易近人、性格爽朗,热情培养年轻战士,见到战士总是笑容满面,喜欢和战士一起打乒乓球、赛自行车。他工作细心,战士的家庭情况和出操、上课情况,他都非常关心。王良深受红四军干部、战士和赣南闽西群众的尊敬和拥戴。

1932年5月,东路军开始向赣南根据地回撤。6月13日,红四军到达福建武平县大禾圩。当地反动民团武装兰启观部凭借多年经营的土围子,顽固阻击红军前进。王良接到前锋部队受阻的报告后,心中十分焦急。如果不迅速打掉这个土围子,将会影响回师南雄歼敌任务的完成。他对政委罗瑞卿说:“走!我们去观察一下,想个办法,把这一小股敌人消灭,或至少把他们堵住,让大部队迅速通过。”说罢,他就和罗瑞卿、参谋长粟裕等人走到一个墙垛边,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的动向和周围的地势。突然,从土围子里射出一排密集的子弹,站在罗瑞卿后侧的侦察连长当场中弹壮烈牺牲;一颗子弹打中了王良的左肩部,一颗子弹打中了王良的左侧头部。罗瑞卿急忙抱着王良撤退到隐蔽处,用手捂住王良淌血的额头,急切地呼喊:“老王!老王!”王良慢慢睁开眼睛,失神的目光看了看罗瑞卿,声音微弱地说:“老罗,你指挥!消灭敌人,让部队火速去南雄……完成任务……”王良喘了口气,吃力地从口袋里掏出怀表和钢笔说:“这表和钢笔留给你,你替我把它带到胜利……”话音未落,便永远闭上了双眼。

1932年6月15日下午,红军东路军顺利到达会昌县周田镇河墩圩休整。其间,毛泽东主持了王良的追悼会,并高度评价了王良的一生,说“王良是一个好干部,经过一、二、三次围剿的胜利,虽然牺牲了,但敌人已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他号召全军干部团结起来,夺取反第四次“围剿”的胜利。在追悼会上,罗瑞卿沉痛地说:“王良同志,我们的好军长,我们一定要给你报仇!打倒反动派,打到全国胜利。”

一块怀表传千古

王良的牺牲,对党和红军是一个重大损失。1934年1月24日,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讲到:“两年来,全国红军在浴血的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这中间我们许多同志为苏维埃流着最后一滴血,而光荣地牺牲了。许多在国民党区域白色区域领导革命斗争被国民党屠杀了。这些同志中间如黄公略、赵博生、韦拔群、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王良……等等,他们是在前线上,在各方面的战线上,在敌人的枪弹下屠刀下光荣地牺牲了。我提议我们静默3分钟向这些同志表示我们的哀悼和敬仰。”

罗瑞卿铭记着王良生前的遗愿,他十分珍重地把烈士遗物带在身上,转战南北,出生入死。每逢战斗胜利,他总要默默地打开包着红绸的怀表,给表上满弦,轻轻地说道:“王良同志,我们又胜利了!”

195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亲手将王良遗物交给党中央。此后,记录着王良显赫战功的怀表,一直存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成为王良军长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英勇献身的历史见证。

1959年5月,刘亚楼回湘店探亲时,特地前往大禾圩凭吊战友王良,追忆当年的烽火岁月。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王良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一贯作战勇敢,待人热情诚恳,对他的牺牲,我们大家都感到非常痛惜。”“王良是中国工农红军创建初期著名的军事指挥员。”“他英勇善战,屡建功绩,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在闽南群众中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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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编辑: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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