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全国经济哲学学会会长、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张雄

采访：陈瑜 本报见习记者

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之乱”和“中国之治”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方案”何以可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重视和回归中华儒商研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传统商业文化奉献给世界经济的良药。儒商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商业现象，更是一个文化和哲学现象。学术界要梳理、寻找支撑中国巨大物质文明成就背后的文脉究竟是什么，这是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 “诚信的经营”与“有德性的做人”融合在一起，是现代儒商精神的生动体现

文汇报：在您看来，儒家的经济思想是否会为缓解当下西方社会的各种现代性病症提供一些新思路？它是否代表着一种区别于西方文化的商业文明类型？

张雄：近代以来，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铸造了特有的市场社会发展模式：在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的文本中，该模式被定义为“社会即市场”，所有人都是“经济人”，所有的价值都被还原为交换价值，整个地球就成了一个“大市场”。这种经济学要求人都是高度理性利己的，追求资本效益的最大化；再加上西方经济学的“零和”理论，它强调财富绝对论和资源的稀缺性，必然造成一种弱肉强食、强者必霸的地球生态，一个被资本所“座架”的碎片化世界。

这个被资本和现代性所打碎的世界，需要一种整体主义精神重新整合起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上个世纪就指出，来自古老的中华民族2000年前的儒家价值观恰恰就是这种精神的代表，它具有拯救人类危难命运的历史灵性。与传统西方经济学不同，儒家经济伦理思想体现了一种新型的经济正义和公正原则，体现了儒学所特有的人性哲学的关怀和高度。和而不同，市场以人为主体，竞争既需要“零和”更需要“和合”。今日的市场交往与竞争，不求丛林生态，但求和谐共处的生态圈；不求财富两极分化的悲喜体验，但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境界实现。以义生利，德性的取舍决定了市场的占有。这弥补了西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中所缺失的人文精神，将“诚信的经营”与“有德性的做人”融合在一起，是现代儒商精神的生动体现。当今中国在国际合作中也体现了以义生利的哲学，提倡共商共赢共享的文明交往。

今天我们重提儒学、儒商、儒商精神，应当将其看作一个中国文化符号

文汇报：传统认为，儒商精神就是针对企业家和商人的。孔子的“义利观”对商人提出了道德和社会层面的更高要求。在您看来，它的具体内涵是什么？我们今天强调儒商精神的意义是什么？

张雄：具体来看，当代的儒商精神就是一种利他主义的市场精神。首先是伦理层面，儒家有一套完整的理想人格的设计，那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何保持完整的自我？需要一种自省的精神。不同于西方的“怜悯和同情”，儒家对市场经济的人格预设是“良知”。为了对抗自由竞争市场的贪婪，亚当·斯密呼吁富人用“怜悯和同情”救济穷人，但这只是高高在上的良心发现和自我救赎，本质上还是利己的；“良知”则从内在性出发，讲求对自我行为的约束和检讨，是每个市场行为者应当具有的德性；其次是社会层面，强调“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企业不仅要考虑自己盈利，还要考虑企业的生存和履行社会责任。当今中国不少成功的企业将儒商精神融入到自己的企业文化中，是儒商精神的践行者。最后是刚才提到的 “和合”精神，要从利益共同体走向命运共同体。

从儒学到儒商，从儒商到儒商精神，从儒商精神到当代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今天研究儒学，最后引申到具有民族特色、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企业家精神，我们是要寻找一种能够代表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后走向世界的社会主义市场精神。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提出一个深刻的见解：经济发展必然受文化精神的内在驱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是受新教伦理的驱动。但是，他认为中国无法催生现代市场经济，因为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是相背离的，它缺乏来自内部的自我变革和否定精神。然而，历史证明了我们不仅能实行市场经济，还实行得有声有色。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方案”何以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术界要梳理、寻找支撑中国巨大物质文明成就背后的文脉究竟是什么，这是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我们重提儒学、儒商、儒商精神，不是回到一般意义上的儒学概念，而是应当将其看作一个文化符号，上升到人类需求的整体精神高度来看待它。儒商精神还原到最后，是一个文化基因的概念。它不仅仅是一个针对企业家的市场伦理问题，更是整个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传承，是体现国民文化个性和价值观的文化基因。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有过一个精彩表述：“在历史进程中所保存和丰富的是历史本身，是灵性。过去不异于在现代而活着，它作为现在的力量而活着，它融化和转化于现在中。”因此，研究儒商精神也是要将儒学思想进行现代转化，将几千年前先秦古籍中的“孔子”引到今天在我们共和国大地上行走的 “儒商”，这不是简单的复归历史，而是结合当代人的实践进行再创造，将现代儒学的价值上升到中国符号的高度，这才是历史的灵性，是历史的积极性质。

有学者指出，进入明代，儒者群体和商人群体合流的趋势变得愈加明显。儒商現象在明清之际变得更为普遍，这意味着儒商这一社会群体的正式形成。图为明四家之仇英所作《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局部），描绘的是明朝晚期南京城商业兴盛的场面

从编写教材着手，让青年人对中国文化道统有清晰的识别，然后才能知行合一

文汇报：有学者提到“儒商+”的概念，指出未来的教育体系要考虑如何将儒家的思想、元素加入到各种不同行业去。您怎么看？在您看来，如何将儒商精神研究更好地“落地”？

张雄：我觉得首先要从编写大学教材着手，要让青年人对中国的文化道统有一个清晰的识别，然后才能把它真正践行。极端的经济人只能走向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很有可能最后会误入歧途。我们要培养的是经济人和道德人相统一的高级人才，让他们在今后带着中国文化符号的烙印来从事经济工作，成为未来中国的企业家领袖。从经济哲学的角度来看，儒商精神更凸显财富相对论的哲学，尽管从 “利”的角度来看，财富是有限的，但若是从 “义”的角度来看，在时间和空间上就被放大了，因为信誉会转化为机遇和市场资源。我们希望这种新型的义利关系能够辐射更多青年人，这是中国版本的经济哲学，讲述的是中国的故事，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都适用。

目前，国际儒商高等研究院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开发和建设高校首批儒商系列的教材，辐射财经类高校的通识教育体系。通过儒商精神的研究和教材落地，我们希望在国际视野中向世界展示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精神和企业家精神，但如何找到一种全球性的企业家精神，将中国的市场精神与世界历史相结合，让它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这是我们未来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方向。

作者：陈瑜编辑：杨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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